新年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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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个月前，谁都不会想到，关于“清零”和“放开”的争执，俨然成为中国舆论场上热度最高的跨年议题。尚在忍受生计煎熬、病痛折磨、亲友永别的同胞们，无论发出怎样的感性宣泄，都不该受到更多指责。好在新年将至，我们终于可以把各种愤懑情绪一股脑甩到即将逝去的2022年。

新年钟声响起时，诸多不确定中也沉淀出若干确定：新冠病毒将长久伴随人类，但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会与日俱减；中国的经济运行将回归正常，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也将回归正常。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全方位拥抱世界，为全球和平和发展贡献了力量，也享受到了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世界经济仍处深度调整阶段，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培育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开拓国际空间的必然要求。辞旧迎新之际，无论我们正在忍受怎样的阵痛，都应理性地认识当下，感知未来。

PART.01

全球化终将势不可挡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来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外部压力，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

一些人出于各种动机，从学术上为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正名；一些人开始怀疑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曲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有一些人则以“最齐全工业门类”为由，声称中国不惧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些极端情绪和言论虽然可以看作是一部分公众对美西方压力的应激反应，但如果听任各种非理性思潮泛滥，必然加速中国和美西方的脱钩进程。

一旦“闭关锁国”等错误思潮得以在社会上蔓延和发酵，最终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再次关闭国门的可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6年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2022年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等事件，都在加速逆全球化的发展。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本、技术、人才、市场和原材料等各种资源，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果，也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全球化进程虽然有逆流、有反复，但它终将势不可挡。

在此背景下，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每个技术领域都做到世界第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中国做不到，德国日本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中国和外国”的观念。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和全世界竞争。对于中国来说，低水平的自给自足不应该成为选项，而“样样争第一”的想法同样不切实际。

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实现有限的目标，力争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点上取得突破。在此基础上，努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形成有效的制衡和交换能力。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与时代同行。

当前，全球化陷入低潮，既给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带来巨大挑战，也给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带来重大机遇。中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上与美西方还有很大差距。开放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水平较低的一方获利更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别人越是想和中国脱钩，我们越是不要脱钩，或力争把脱钩的范围、程度和影响减至最小。有人说，这样做很难，但再难也得这么做。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它关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PART.02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

中外历史都反复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曾孕育了许多了不起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张仪和苏秦等人；各诸侯国、各民族之间多种形式的沟通往来，也催生了中国早期丰富的公共外交实践。

然而，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历代帝王中便很少有人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最近六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拉开差距，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眼光主要是“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

从14世纪到17世纪，大明王朝历时近3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但明朝采取了一系列闭关锁国政策，逆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发展趋势。就是从这时起，中华民族逐渐落伍。

而恰恰在这三百年里，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让欧洲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也让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并开启了它四百年的现代化历程。

1644年，东西方各发生一件大事。在西方，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率领议会军，在马斯顿荒原打败了查理一世的王党军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东方，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明朝灭亡。

其实，明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开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历时28年，总共七次。郑和船队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访问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

1405年郑和下西洋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那时候，大明王朝在船舶技术、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行距离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西方。

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200多艘船，近28000名船员，可谓“云帆蔽日，声势浩荡”。相比之下，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只有3艘船，90名船员。

虽然船队规模不大，但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后，在欧洲激起了航海热潮，航海贸易的繁荣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经济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主要是海禁惹的祸。

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开展贸易。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庞大的船队后面不允许民间海商的船只跟随。

1433年以后，中国船队便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销声匿迹，那些舳舻千里的巨型船只都烂在了自己的海岸线上。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的联系也戛然而止。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关键时期，明朝的海禁造成了海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缺位。

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推行了近200年。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清朝统治者认为，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比较稳定，天朝物产丰富，应有尽有，无需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流；二是清朝统治者担心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外国侵犯，又担心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及到自己的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先后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跨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时代；而清政府治下的中国却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所以，中国在世界上落伍了。

温故知新。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对人的一生来说长得无法忽略，但在历史长河中，却短得有时难以留下痕迹。我们不应因暂时的困难而导致战略误判，更不能让国家的发展偏离正确航道。

PART.03

“制度型开放”将向全球释放红利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步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从完善产业性政策向营造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环境迈进。

制度型开放是相对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而言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就是在对外开放中强调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打通国内外市场，让商品和要素在全球根据市场规律充分流转，以实现最优配置。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主要依托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红利，在国际分工与交换中形成比较优势，实现了扩大生产、增加消费、产品及服务多样化等目标。

随着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新阶段，相对零散化和碎片化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迫在眉睫。制度型开放就是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市场规则，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开放为主的开放，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特征，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制度型开放决定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范围与水平。

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让中国的“软性”基础设施与国际接轨。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要构建与高标准国际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是营造更加优化的政策环境、稳定外商投资预期、提振外商投资信心、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背后的核心逻辑。

制度型开放既是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2021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达到114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在此过程中，大批中国企业正在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然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遭遇违法违规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总体上讲，中国企业在合规体系建设上还很落后。很多中小企业乃至一部分大型企业，甚至还不知道合规管理的概念。之所以普遍缺乏合规管理意识，主要原因在于法制观念淡漠以及法制建设薄弱。

应当看到，当前的国际通行规则仍然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客观上存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因素，不能完全照搬。但我们也要承认，其中相当一部分规则符合全球化的大趋势，能够有效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维护市场公平。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试点，积极与之接轨。

要求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必然要求企业国内经营行为合规。国家对于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的要求，也必然转化为要求企业全方位、包括国内外经营的合规。随着中国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以及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不断变化，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面对合规建设需要投入的巨额成本，要使企业从“要我合规”转变为“我要合规”，仍面临重重困难。而制度型开放则为中国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契机和强大动力。

PART.04

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

中国不再“挨打”和“挨饿”之后，当前的逆全球化让我们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挨骂”问题。“挨骂”是一种通俗说法，描述中国现在经常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攻奸、指摘和毁谤的情形。

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很⼤程度上依然是“他塑”，而不是“自塑”。中外信息交换存在“流入多、流出少”的“逆差”，中国客观实际和西方主观印象存在“反差”，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落差”。

解决“逆差”“反差”“落差”的问题，必然要求我们着眼于全球化的大趋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主要不是由误解和误会造成的。重视和搞好国际传播，肯定能让我们少“挨骂”，但应该对这些工作的成果和成效报以合理期待。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挨骂”问题才重视国际传播，那将大大矮化国际传播的时代内涵和未来意义。这种功利化的需求导向也将把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引入歧途。

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从总体上看，滞后于形势的发展，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过去投入不足只是一部分原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如果不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我们还是会铩羽涸鳞，望洋兴叹。

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15年前，我于2007年提出“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趋同”的观点。“内外有别”必将走向“不分畛域”，这是舆论生态成熟的反映，也是政治文明进阶的标志。

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传播应当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进步和文化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从这个高度上认识国际传播，我们很难做好这项工作。

2020年3月，云南西双版纳16头野生大象长途迁徙，17个月后平安回归栖息地。国内各种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国际社会也投来异乎寻常的关注目光。象群的故事打破了语言和国界限制，登上了众多西方主流媒体。

象群迁徙事件所反映的是我国多年来保护生态和野生象群的成就。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顺其自然、尊重自然的应对方式，以及把可能的危险和损失降到最低的种种努力，都赢得了海外媒体和舆论的尊重。

关于这次事件，中国的媒体无论对内报道还是对外报道，都使用了同样的话语体系，做到了“真实、立体、全面”。在亟待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的今天，这样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极具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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